我们可以看到，在本案中存在这样几个焦点问题：
第一，张某在整个购毒过程中都不知道王某欲购毒品的用途，王某是要自己吸食呢，还是用于贩卖，张某供述“人家是贩卖，还是自己吸食我都不管，我只负责尝毒”，由此不能判定张某对王某购毒用于贩卖是主观明知的；
第二，张某在品尝毒品返回西安途中并未携带毒品，张某亦无运输毒品的行为；
第三，送毒人将毒品送到西安后，直接联系王某，并将毒品交与王某的手中，张某亦没有非法持有毒品的行为。
对以上问题目前存在这么几个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没有张某前往南宁尝毒并反馈信息的行为，张某就购不到毒品用于贩卖，张某的行为与王某贩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构成贩卖毒品的帮助犯；第二种观点认为，张某明知上线要给王某贩卖毒品，仍坚持品尝毒品反馈信息，促成毒品交易的达成，对上线贩卖毒品的行为起到了帮助作用，应将其行为归入上线贩毒的行为之中，构成贩卖毒品的共犯。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存在不妥之处，第一种观点没有考虑到行为人张某的主观，如果其主观上确定不知道王某购买毒品是用于贩卖，只从主观上认定因果关系，必将违反刑法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有客观归罪之嫌，事实上张某的“尝毒”并非王某贩毒的充分必要条件，没有了张某阻止不了王某的贩毒行为；第二种观点将张某的行为归入上线的贩卖行为之中，我认为亦有不妥之处，反驳这个观点可以用对向犯的理论。
对向犯（对立的犯罪），是指以存在二人以上相互对向的行为为要件的犯罪。
对向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双方罪名和法定刑相同，如重婚罪；二是双方的罪名与法定刑都不同，如贿赂罪中的行贿罪与受贿罪；三是只处罚一方的行为（片面的对向犯）如贩卖毒品罪，只处罚贩卖者，不处罚购买者。
问题是，在第三种情况下能否直接根据刑法总则的规定将购买者作为共犯（教唆犯或帮助犯）处罚？立法者并没有将单纯的购毒行为规定为贩卖毒品的共犯，是因为购毒行为作为贩毒行为的对向性参与行为，具有定型性和通常性，不处罚购毒行为是立法者的意图，符合立法精神。
具体到本案而言，笔者认为应当适用间接故意来评价张某的主观心态，进而从客观上根据王某的行为性质来评价张某行为的性质。理由如下：
《刑法》第14条第1款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
根据该规定，所有故意犯罪的主观方面都可适用间接故意，包括毒品犯罪。间接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本案中，一方面张某对王某让其帮助品尝并购买的是毒品是主观明知的，在对犯罪嫌疑人讯问中，张某供述：“我只管尝毒，人家是要販卖还是要吸食我不管”。另一方面张某在向王某反馈信息后，王某往上线的银行卡里注入了5万元毒资，张某对此也是知道的，其并且知道毒品的价格，能够推出5万元能够买100多克的毒品。
由此，我们可以用刑法总则中间接故意的理论来评价张某的主观：张某作为精神和智力都正常的成年人，能预见到王某购买大量毒品可能用于贩卖，但其仍坚持自己尝毒并反馈信息的帮助购买行为，放任王某贩卖毒品危害结果的发生，应构成贩卖毒品的共犯（帮助犯）。
综上，毒品犯罪的危害性大，历来是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应依法从严惩处，以灭绝其根源。但毒品犯罪与一般的犯罪不同，没有直接的被害人，且作案过程极为隐秘，往往有组织、有规则的进行，加之一些犯罪人了解法律的规定，钻法律的空子，使得打击难度加大，我们对此应该严防死守，将毒品犯罪对公民的危害减到最低。
本案中，张某以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心态，尝毒并反馈信息的行为确实对王某顺利购毒并用于販卖提供了帮助，促进了毒品流入社会，威胁到了公众的健康，侵害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应当定性为贩卖毒品罪的帮助犯
对于如本案中这些狡猾的“马仔”，我们要将刑法中总则规定和分则的规定有机的结合起来，结合所购毒品的数量，综合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以使得张某这种社会危害性很大的行为能够得到刑法的规制，从各个环节断绝毒品犯罪的链条，让毒品犯罪的漏网之鱼减少，让社会环境最大程度的得到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