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一方将自己的个人财产赠与他人，该赠与行为是有效的，这是因为赠与人对于自己的个人财产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不需要经过配偶同意。那么如果遇到夫妻一方在未经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的情况。这种赠与行为是否有效呢？本文将通过三则案例进行分析，以供参考。

一、一般情形下，赠与行为的效力分析

根据《民法典》第1060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实务中，对于夫妻一方将共同财产赠与婚外“第三者”的效力，有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是赠与行为有效说，持这种观点者认为赠与方与其配偶是夫妻财产的共同所有人，对共有财产依法享有平等的处理权。如果配偶一方将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是赠与一方侵犯了配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合法权益，受赠方并没有直接侵犯配偶权利，因此应当驳回赠与方配偶的诉讼请求，由赠与一方向其配偶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种观点是赠与行为部分无效说，持这种观点者认为赠与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享有一半权利，其可以决定将自己享有的份额赠与他人，因此应当判决受赠方返还赠与财产的一半。

第三种观点是赠与行为全部无效说，持这种观点者认为赠与一方的赠与行为是基于不正当男女关系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因此应当判决全额返还赠与财产。

目前第三种观点是主流观点，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民法典》第8条、153条规定，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违背公序良俗，否则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由于婚外恋违反了《民法典》第1042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以及善良风俗的公共秩序，而配偶一方将财产赠与“第三者”是基于与“第三者”保持同居等不当关系而做出的，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和法律规定，因此应当认定赠与合同关系无效。

其次，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共同享有，并不意味着夫妻各自对财产享有一半的处分权。因配偶一方擅自将夫妻共有的财产赠与“第三者”的行为侵犯了另一方配偶的合法权益，所以这种擅自将共同财产赠与不当关系的“第三者”的赠与行为应为全部无效，而非一半无效。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第二批)〉的通知》中已有明确阐述。

二、是否可以全额返还？

不能一概而论，要从是否属于赠与，以及赠与一方与“第三者”的过错比例等方面进行判断。例如（2020）湘08民终68号判决书中法院认为：

1、赠与一方与“第三者”用于支付房屋租金部分以及旅游购买机票部分属于两人交往的生活开支不属于赠与，赠与一方有自由支配的权利，因此不予支持返还。

2、赠与一方故意隐瞒自己有配偶等事实对本案具有主要过错，并且赠与一方在夫妻共同财产处理时有更大的财务支配权，若判决赠与款全部返还，势必助长婚姻关系中强势一方随意发展婚外不正当男女关系，且分手后自己毫无经济损失的情形蔓延，最终判决“第三者”承担30%返还责任，赠与者承担70%返还或补偿责任。

《民法典》第1071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非婚生子女和父母之间存在血缘关系，造成非婚生的原因在于父母，子女没有选择的权利，不应该由子女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在法律地位上，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没有区别。父母对非婚生子女负有抚养义务并保证非婚生子女享有基本的生活、居住、受教育权。因此，配偶一方因保证非婚生子女的基本生活而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非婚生子女，该赠与行为不属于违反公序良俗或违反法律强制规定的情形，不应当认定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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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302房屋属于张某与卢某一共同共有的财产，卢某一在未经张某同意的情况下，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孙女卢某三，违反了法律规定，赠与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无效。但本案存在特殊之处，赠与行为被认定为部分无效，更有利于实现实体公正。

首先，卢某一对卢某三的赠与行为固然侵害了张某的处分权，但卢某一希望将其享有的房屋份额赠与卢某三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现由于卢某一已经去世，其既无法认识到其赠与行为侵害了张某的处分权利，更无法基于该认识调整其合法处分自己财产权益的方式，以完成其本人的真实意愿。因此将本案赠与中包含卢某一对自己财产的处分意思比照遗赠处理，可以更好的兼顾各方当事人的权益。

其次，无效法律行为虽然自始无效，但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存在变通做法。从法理上分析，要式合同向来存在“无效法律行为因履行而治疗”的观点。例如《民法典》第490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是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从实务中来看，无效法律行为在履行中效力瑕疵完成补正的，不再按无效处理。例如《最高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本案中，卢某一已经去世，其对302房屋享有的份额须从共有财产中析出以完成继承，而卢某一的财产份额在析出的情况下，可以视为对赠与行为效力瑕疵的补正。同时比照遗赠进行处理，从结果上来看也已经不再伤害其配偶的共有利益。

笔者认为，法院在本案中能够通过变通的方式，认定《赠与合同》部分有效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卢某一的赠与行为没有违背公序良俗；二是卢某一在张某起诉时已经去世，其不能再对自己的错误行为进行补正。

文稿/文庆玲 冯冰   审核/宋婧